现在不能再讲"托德"了。无论是门铃上的姓名,大门上的姓名,桌灯下信封上的姓名,处处皆说约翰·杨格、约翰·杨格、约翰·杨格…… 不知从这城市哪里冒出来一堆碎纸屑,在空中翻转着,从出租车窗飘了进来。我们用身为医生的那双手,愈合了这些纸屑,并立刻发现这些文件都与我们有关。信件、会员卡、账单、收据…… 所有纸片都还是一样说着约翰·杨格。你问外面还有什么东西吗?当然有。外面还有汽车,那是当然的。汽车、汽车、汽车…… 那是我们放眼望去所逃避不掉的。我们前往的下一站是证件商店。这个贩卖身份的地方在地下室,位置相当隐秘,让人很难辨清方向。此处弥漫着刺鼻的干洗机热气,同时还有那种放在厚垫上来回压挤以在衣物上制造出皱纹的机器的味道。与我们交涉的是一个长相聪明的年轻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身上挂着一副箍环般的单片眼镜,看起来像城市里的一个白痴学者。没谈几句,这个年轻人便开始数钞票,说了一些"在我们这儿可没的挑,若不喜欢就到别的地方找"之类的话,而我们则以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不再假装善良的、一听便知道过去长久以来的好脾气都是假装的口气说: ""托德·富兰德里"?这他妈的是什么鬼名字!""拿去吧,"那年轻人说,"干净的。"我们必须离开一下,然后再回来,但这个地下室变得越来越难找到出去的路。我们想找点食物,便从华盛顿广场公园的垃圾桶里搜出了一些东西:一个三明治、一个几乎完整只咬了一口的苹果,然后拿去小超市换了一点零钱。时间过去了。时间,人类的尺度,它把我们牢牢固定成现在的样子,直到完成这最后的交易。"好吧。"我们怏怏不悦地说,口气不太符合这时的情景-这个小鬼正递给我们一叠新文件,外加一整捆钞票。"反正,我是被你吃定了。""两倍。"他说。"你开价吧。""你知道我们这里的规矩吧?希望牧师在布道时对你讲过。""好极了。""我知道,牧师对我说过了。""让你久等了,我的名字是约翰·杨格。"就这样,现在我的名字叫约翰·杨格了。 我们以约翰·杨格的名字生活了好多年。 一九四八年夏天,我们前往欧洲,目的是为了移居,同时也为了战争。哦,虽然说是"我们",但现在的约翰·杨格更加独立自主了。我们之间产生了某种分歧,那大约是发生在一九六○年的事,也可能还要更早。不过,我还是居住在他的身体里,安安静静地,拥有我自己的思想。在悠长的时光中,唯有思想可以自由漫游,不受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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